上篇文章對2014年至2023年我國重點城市和區域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情況進行梳理和分析。本篇文章通過對過去十年數據進行分析，總結近年來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區域發展存在“東強西弱，南快北慢”“區域內部擴張型遷移”“政府引導基金驅動”等特點，并分析面臨的主要問題，同時提出在新發展格局下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區域發展的相關建議。
一、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區域發展特點
2014-2023年大國競爭背景下的全球集成電路產業鏈重構正在加速演進，加之地緣政治復雜加劇、全球宏觀經濟增長面臨挑戰等內外部沖擊，促使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加快推進供應鏈自主和產業鏈升級步伐，而由各地方政府推動的集成電路區域發展在這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國各地區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
從區域規模來看，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區域發展整體表現出“東強西弱，南快北慢”的特點。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和各地半導體行業協會統計數據，2018年到2023年，我國東部地區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占全國的比重已經從70%以上提高到90%以上，80%以上的半導體上市企業來自東部地區。盡管近年來陜西省、四川省、重慶市等西部省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增速較快，但在產業總體規模、產業鏈完備程度、重點企業數量等方面依然相對薄弱，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區域發展“東強西弱”的格局沒有改變。而根據國內部分省市2018-2023年增速數據，近五年來，廣東、上海、江浙等南部省市集成電路產業的年均復合增速超過了21.5%，遠高于全國13.5%的平均水平。相較之下，北京、天津、陜西等北部地區省市集成電路產業的年均復合增速僅為11.2%，和南部地區的增速差距超過10個百分點，體現出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南快北慢”的發展態勢。
表1 2018-2023年我國東部地區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占全國比重
表格信息來源：北國咨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各地半導體行業協會統計數據整理測算
從區域分布來看，集成電路產業在各區域內部縱深發展過程中，增量由超一線中心城市向新興地區擴張型遷移。長期以來我國集成電路產業主要布局在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中西部四大產業聚集區。在各集聚區內部縱深發展過程中，北京、上海、深圳等超一線中心城市一直是發展重點。然而2018-2023年，各區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產業增量由超一線中心城市向外逐步遷移的趨勢，四大產業聚集區中的一些一、二線省市集成電路產業開始顯著崛起。例如長三角地區中的安徽、浙江近年來集成電路產業的年均復合增速分別為75.5%和37.3%，遠遠超過上海17.1%的增速。大灣區中的廣州及其他城市的發展增速也明顯超過深圳。集成電路產業從超一線城市逐步向一、二線省市遷移，和地方政策、產業基礎、區位優勢的匹配度高度相關，也凸顯了當前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增量呈現出擴張型轉移的特點。
從發展動力來看，區域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增速由政策驅動轉變為由政府引導基金等資本驅動。長期以來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已經形成了以國家層面政策、地方政府政策雙向驅動的發展形式，為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動力。而隨著2014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設立，以及2019年科創板設立與注冊制試點的推動，近年來區域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已經逐步從由政策驅動轉變為由資本驅動。而地方政府引導基金作為滿足區域經濟發展需求，帶有特定政策目標的資本工具，更是成為地方政府支持區域集成電路產業等實體經濟發展的主要抓手。根據清科研究中心數據（表2）顯示，政府引導基金投資半導體行業的金額占其比重近1/3，位列所有行業之首。各地方通過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對參股的子基金進行返投約束，或者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參股項目，要求引導所投項目落地，都加速了區域集成電路產業的集聚和發展。另外，根據清科研究中心數據，我國基金規模前50強的政府引導基金主要集中于東中部地區，東部尤其以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占比最多，整體規模占政府引導基金總規模的50%，對近年來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集成電路產業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關鍵助力。
表2 2023年6月末政府引導基金投資前十大行業分布情況
表格信息來源：北國咨根據清科私募通數據庫信息整理
二、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區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盡管近年來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在政策、資本、市場的多重帶動下得到了快速發展，區域協調性和生產力布局的合理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增強。但是在區域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方面，仍然存在著值得重視的同質化制約資源配置、政府過度干預和政策引導不力等問題。
一是區域之間產業同構問題凸顯。近年來我國集成電路產業重點區域之間出現高度趨同的產業結構，例如上海和浙江的集成電路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從2019年的0.94升至2023年的0.97。而長三角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集成電路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從2020年的0.80升至2023年的0.87。各區域為保證本地產業在激烈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往往采取競相提供政策優惠、實施制度傾斜、政府引導基金返投約束等行為吸引集成電路產業資源，尤其是各地熱衷于由政府引導基金驅動產業發展的模式。出于基金對“快進快出”式短期投資的偏好，非常容易造成各區域間重點集成電路項目的趨同和跟風，更是有少數欠發達地區不考慮是否具備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條件，盲目組建政府引導基金招引集成電路項目落地，加劇集成電路市場分割和要素合理流動的人為阻礙，進一步導致同質化競爭，乃至低水平重復建設可能引發的產能過剩問題。
二是地方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耐心不足，“保增長”而導致的對產業過度干預，可能引發資源配置的扭曲。當前對于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依然看重經濟增長，這使得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做大經濟，而集成電路產業的戰略屬性強，尤其是制造業項目具有很強的帶動效應。與之同時，政府依然掌控著重要的資源分配權力和擁有大量的國有資本，因此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資源配置的動機和能力都較強。然而，近年來盡管我國很多地方政府在積極布局集成電路產業，但對其長周期、大投資、高風險、高壁壘的基本發展特點和規律缺乏認知，導致部分項目在實施過程中由于超越當地的資源承載能力而遇到困難，而地方政府由于缺乏戰略定力而“自亂陣腳”或者出于“及時止損”的目的停止對產業的持續性支持，造成對集成電路產業、人才和資金的變相損害。
三是各地集成電路產業規劃和政策過度追求“大而全”，削弱了我國集成電路區域發展的整體效力。在當前的產業政策體系下，國家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統籌規劃，對地方政府的產業規劃和政策具有指導性的重要作用。從公布的文件來看，雖然規劃原則上都強調“要有地方特色”，但全國有許多基礎條件和資源稟賦不足的城市卻在規劃上盲目追求集成電路全產業鏈多管齊下的發展，鮮少考慮地方資源稟賦，盲目照抄先進地區的發展思路。鼓勵地區發展的政策也與規劃的情形類似，與國家層次的結構調整政策之間的不協調問題尤其突出，著眼于戰略意志的國家政策通常會被迫讓位于一些地區短期性發展政策，制約了國家戰略意圖的落實。地方出臺的集成電路產業政策很多，但政策的一致性和關聯性不夠，政策落實過程中的統籌性不夠，削弱了區域發展政策的整體效力。
三、新競爭格局下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區域發展相關建議
1 、加強頂層設計，引導國家戰略意志與地方經濟發展需要匹配與協同。通過加強頂層設計，進一步完善集成電路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加強對集成電路重大項目建設的服務和指導，引導地方政府在進行產業規劃、招商引資的時候考慮當地實際情況和產業發展規律，避免各個地方都要搞“全球集成電路創新高地”“全球集成電路人才高地”。鼓勵有基礎、有實力的省市更加重視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加強戰略定力和差異化產業定位，瞄準“卡脖子”領域加強攻堅克難，爭取在細分領域實現領跑，產業聚集效應更加明顯，優勢更顯優勢。引導地方政府加強對集成電路領域重大項目建設的風險認識，嚴控基礎條件不足的三四線城市盲目上馬不符合當地資源稟賦的集成電路領域相關項目，對造成重大損失或引發重大風險的，加大追責問責力度。
2 、立足比較優勢，推動地方政府在引導基金設立上更加專業化、特色化。地方政府引導基金與當地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相輔相成，不能簡單地將引導基金作為招商引資的工具，同時要發揮其培育集成電路產業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引導基金更應該偏重支持區域經濟發展，以資本增值為首要考慮因素，平衡短期價值取向與長期可持續發展，要根據當地產業基礎明確引導基金的種類和規模，要進行全局、精準統籌，設定符合區域優勢和產業特色的基金組合。同時對引導基金發展進行一定程度的量化指導，避免在同一行業或領域重復設立基金。要制定政府引導基金發展的長期規劃，確保財政資金支持的持續性。對于投資戰略性政策性項目占比較高的基金，允許其適當延長政府投資基金存續期，從目前較為普遍的7-9年延長至20年左右。
3 、強化區域協同，構筑我國集成電路產業高質量發展新優勢。發展集成電路產業是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各界已形成高度共識。應警惕并預防熱情沖動下的一哄而上與重復建設，引導地方因地制宜有序發展。強化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中西部四大集聚區的區域協同，參考《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發展規劃》等規劃文件，從國家戰略的視角出發，準確把握產業發展趨勢，推動區域內各省市聯合制定集成電路產業區域協同發展規劃，在發揮各自優勢的基礎上，確定各自特色領域和重點培育方向，加大相互協同發展力度，構建區域集成電路產業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作 者
朱 晶，研究員，兼任北京半導體行業協會副秘書長，長期關注研究集成電路、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
此文引自《新競爭格局下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區域發展態勢分析及建議》，原文將在2024年12月《中國集成電路》上發表。
